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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版国情
浙江富阳舍弃“加减法”的大部制方案--中国国情
2011-04-03
改革后,富阳市各部门机构未变动,对上的工作依旧由各部门按传统对口连接。本报记者 钱昊平 摄
他说,另一个方面,大部门是相对的,一个部门不可能把一项工作全体管到位、管到边。
最后,富阳舍弃了“加减法”的方案,采用了“乘除法”,不动机构,将相近职能的部门归入一个委员会,肯定一个牵头部门,调和相干业务。
徐文光说采用这个途径,不减机构,不动编制,不会涌现人心不稳,能以最小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小的阻力达到职能整合、运转顺畅的目标。
“现在我们农口就不会涌现以前那样随意套取资金的情形了。”1月13日下午,富阳市农办副主任何明葵说。
在专委会格局下,农办是城乡兼顾委员会的牵头单位,所有农口以及非农口的涉农单位都是该委员会的组成部门,各部门再无权自行审批涉农项目。
何明葵以前在乡镇任过副书记,他说过去一到年底乡长镇长和书记就到各部门跑项目,“现在没有了,跑去也没用。”他说找农办也没有用,因为肯定项目时都是各部门共同研究的。
资源配置实施“大财政”
“颗粒归仓”,市财政统揽资金,一个口子支出。这被以为触及传统资源配置模式的灵魂
何明葵说,2009年肯定2010年涉农项目时,又多了一个环节,城乡兼顾委员会两轮审核后,还须要报到发改局牵头的计划兼顾委员会,再审核一次。
“再次审核也是为了防止反复。”何明葵说,比如涉农部门在一村落有修路计划,如果交通部门也有同样规划,就反复了。” “这是专委会制度的核心所在。”富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章永南说,在专委会工作模式下,全市形成大计划格局,进而又树立了大财政格局。
富阳市发改局局长徐建平说,大计划格局下,要将各条块结合,综合兼顾。
在资金使用上,将原来疏散在各部门的资产、资源、资金全体由市财政统揽,财政收入“颗粒归仓”,各部门使用资金“一个口子支出”。
该市财政局长华之江举例说,在原有财政体制下,可能会涌现甲部门项目尚未开展资金已到账暂时闲置、乙部门急需资金却要去银行贷款的情形。在大财政体制下,此类问题的调解就便利多了。
华之江称,调度政府的各种财政间隙资金、施展政府存款资源价值,每年可节俭利息2亿元。资金归拢、统一编制政府预算另一好处是能集中力气办大事,先上马最急切的项目。
他介绍,富阳提出了打造“运动休闲之城”的口号,交通建设提到全市战略高度,2009年交通投入13.2亿元,去年是16.8亿元。
“以前哪敢想啊。”华之江说,2007年和2008年的数字分离是3.2亿和6.4亿。
华之江以为,大计划、大财政的改革,“触及了传统资源配置模式的灵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曾在“浙江政研”上批示“很好,可注意跟踪研究”。
对上亦涌现对接问题
旅游局和体育局整合了,汇报工作时,宋国胜须要在旅游局长和体育局长间不断转换身份
困扰华之江的是,虽然富阳变革了财政运行体制,但上面没改,口径无法对接。每次向市、省财政部门汇报时,要按传统的预算编制将全市的报表再做一遍,“工作量很大”。
“高低对接”的问题,也令富阳市委书记徐文光在2008年提的几个目的至今难实现。
2008年时,徐文光提出“下一步要撤消副市长分工,副市长兼任专委会主任后,在某个范畴全面兼顾整合,实现部门力气的集中使用。”
富阳15个专委会的主任都由相干副市长或常委担任,有人担任了几个专委会的主任。只要跟专委会有关的事项,兼任主任的副市长可以直接对该专委会的组成部门发号施令,不必像过去那样再找分管副市长调和。
不过,三年过去,副市长分工依旧。
富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章永南说:“上面没有撤消,开会、接待都还存在‘对口’问题,下面也难轻易撤消。”
2008年,徐文光还表达了另外一个想法:下一步将专委会的设置由虚变实,真正实现机构的改革。三年过去了,15个专委会中,只有运动休闲委真正变实,整合了景致旅游局和体育局的职能。
1月15日,运动休闲委办公室主任宋国胜说,该办公室现在对内已完整整合,但对上还不行,旅游局和体育局的名字还要保存,否则无法对接。他去上面汇报工作,身份在旅游局长和体育局长间不断转换,有些场所还要以市委办、政府办副主任身份出席,名片就印了5张。
这种无奈,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形容为“对内从新,对上依旧”。
仍有老问题待解决
专家以为,富阳的做法比较适合县域推行,到更高层面则可能涌现问题
副市长分工仍然存在,富阳市委书记徐文光说,这导致“屁股指挥脑袋现象”和“本位主义”意识仍不同程度存在,某些部门仍缺少全局观念。
专委会制度下,一些老问题依旧。
例如让富阳干部头疼的垂直部门调和的问题。这在富春江采砂问题上表示显著。江砂资源属富阳市管理,为保护生态,市政府对采砂总量进行掌握,年采砂量削减到180万吨,但运输船只受垂直的港航部门管理,港航部门批准的船只运量2000万吨左右。
专委会制度运转三年,至今也有些机构仍按老套套行事,作用施展不够。
富阳市委政研室主任章永南介绍,目前看,15个专委会中,大计划、大财政、大规划、大领土四个决策类的专委会走得较快,其他有些部门还有些落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曾数次前往富阳调研。他以为富阳的摸索,最大化地避免了体制障碍。也可以看成为了易于推动进行了一种让步。
汪玉凯以为,富阳的做法,比较适合在县域推广,解决本地问题。一是县级层面政府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专委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二是县域规模小、辐射范围小,易于兼顾。如在更高的市、省一级推广,可能会有些问题。
作为基层的一种自主摸索,富阳的做法还没得到上级正式认可。富阳市委书记徐文光曾在不同场所表现:“如果大部门制改革要在省、市、县不同层面开展试点,我们愿意成为县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赵国青对本文亦有贡献)
■ 对话
“部门利益抵制让改革缓慢”
●行政学专家以为大部制改革与预想有差距
●“十二五”国家将增强大部制改革力度
浙江富阳不撤部门“虚设”专委会的改革,与广东顺德“合并同类项”重组机构的模式,代表了基层大部制摸索的两个方向。
它们的试验各有何利弊?目前我国大部制改革运行如何,从中共十七大提出摸索大部门体制,三年已过,地方与中央各有怎样的进展?
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两位行政学专家。
“现状与预想有很大差距”
新京报:十七大提出大部制改革,今年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再次提出,意味有什么不同?
许耀桐:两次的决心是不一样的,十七大的提法是“摸索实施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而这次的提法是“坚定推动大部门制改革”。从“摸索”到“坚定推动”的措辞就能看出,力度不一样了。
新京报:中央提出大部制之后,一些地方开端了试点,比如顺德,另一些地方此前就开端摸索,如浙江富阳。如何评价这两个地方的做法?
许耀桐:顺德基本是依照一开端的制度设计在运行,解决政府当中广泛存在的职能交叉、职能反复问题。
汪玉凯:富阳是对县域权力规范运行的一个摸索,通过构造性变革引发精致化管理。
新京报:怎么对待他们改革进程中涌现的问题和艰苦?
汪玉凯:顺德是在有中央精力下进行的改革,它现在涌现的问题是上级改革滞后,成本却让顺德承担了。富阳的问题是上面还没明确认可,所以不敢轻易动。
新京报:刚刚说到上级改革缓慢。怎么评价2007年以来,大部制这一改革在全国的总体状态?
许耀桐:应当说,只是提了一个方向,但没有实现。国家没动,地方也没有动。
汪玉凯:现状与预想有很大差距。三年来,地方比中央有成就。
国家那时主要是摸索,但不彻底。2008年成立的五大部,最典范的是工信部,但发改委该交给工信部的权力还没交。交通部是成立了,但铁道部不撤。改革很不彻底。
新京报:改革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汪玉凯: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抵制。
许耀桐:中央当时提了“摸索”,不是硬性要求,各级改革也就没有动力。
本质是权力再造和重组
新京报:大部制的本质是什么?
许耀桐:是行政权力构造的重组和再造,决策、执行和监督要三权分别,不能简略地看成是机构精简。
新京报:我国这么做是否可行?
许耀桐:从十六大报告开端,就提出“依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调和的要求,继续推动政府机构改革”。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把行政管理分为三个环节。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树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调和的权力构造和运行机制”。这是第一次明确地把“三环”晋升为“三权”。
新京报:在顺德的设计方案中,如何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分别这一目的的?
许耀桐:顺德的做法是,将决策权分为政策制订权和政策审定权,分离交予“四套班子”和党政局级部门、决策咨询局,这是决策权的集中化和上移。
执行权交予局级部门下属的股(科、室)和法定独立执行机构以及乡镇政府,这是执行权的专业化和下移。
监督权则交予政务监督委员会,相对于其他行政部门而言,是独立化和外移。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京报:大部制不是简略地精简机构,但精简机构是保证大部制实现的途径之一,如何防止过去涌现的“精简、再膨胀”的局势?
许耀桐:症结是要改变政府职能。我国政府目前还是全能型、万能型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有的政府甚至还会抱着“事情越来越多”的想法。
其实只有改变职能、放权,才干保证机构不膨胀。
汪玉凯:要加强法制化,机构的编制要法制化,一旦人大通过后,内阁机构就不能轻易再动。这就要强化人大的作用了。但目前我国的人大制度本身还不完美,人大位置相对较弱。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因此可以说,大部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新京报:怎么懂得?
汪玉凯:大部制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大部制改革,将直接影响全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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