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主持了一个论坛，请来两名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担任演讲者，一个土生土长，一个来自深圳。和大部分内地学生不同，这名深圳学生很积极地融入当地，他参加了大学里的一个读书会(其中内地学生并不算多)，而且其积极发言给主持读书会的老师留下深入印象。

　　像这名内地学生那样关怀公共议题的香港大学生其实不多，在香港的大学里，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相当缺少，中文大学算是做得很不错了。那名内地学生讲起自己初到中大时的感想：总是收到学生会各式各样活动的邮件，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批驳校方或政府的标语、口号，让习惯了埋头学习的他很是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说话。

　　不过，两个演讲者都承认，作为同学，他们日常来往没有问题，但如果要进行一些话题的讨论，似乎很难沟通。比如，大家在课堂上讨论“民主”，来自内地的一名平时看上去非常斯文的女学生和一名台湾学生剧烈争吵，因为这名女生信任，民主会导致不稳固，而中国内地是一个胜利的例子，台湾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这让香港的同学很是愕然，不知道如何继续讨论。而和香港同学讨论关于内地的负面事件时，每当内地同学心平气和地表现，是否让他说说自己不同的观感时，对方很快就会抛出一句：“你被洗脑了。”于是，对话戛然而止。

　　同样的情况也涌现在这场论坛上。另外两名嘉宾，一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80后”，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另一名则是内地来港读书后留在香港工作，并且事业有成的青年才俊。谈到特区政府的表示，青年才俊提示大家，要懂得政府的难处，因为谁来坐这个位置都很难做好，就像他自己，连家里面的领导都做得颇为辛劳。香港的社运青年马上劈头责问：“我真想不通，居然还有人自动为政府着想。”一股火药味马上充满会场，对话双方开端各讲各的。

　　这是值得揣摩的现象，因为立场不同，双方都信任自己是对的，甚至也认定自己经过了独立思考。那到底怎样才算被“洗脑”？

　　查查“洗脑”的定义，它是指通过各种手腕来转变一个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强迫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也就是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峙的信息。虽然研究显示，缺少主见的未成年人及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容易被洗脑，但研究同样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同样缺少主见，也容易被洗脑。

　　洗脑这个词相当贬义，也因此，受责备者都会产生强烈反弹，而这又使得批评性思维变得更加重要。美国作家理查德·保罗在《批评性思维》中指出，大部分人都处于成为一个精彩的思考者之前的草率莽撞阶段：“我们的自我中心偏向在思考进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们缺少足够的技能和动力去探究自己是如何的以自我为中心或者偏颇狭隘，怎样经常因袭他人，又是如何因为不愿意转变自己的行为或是自己业已形成的对待事物的方法，而频繁且非理性地摈弃一些观点。”

　　只要自我审视一番，不难发现，我们自己还有身边的很多人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不少年青人都没有解脱这样的思维方法。尽管香港的年青人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必定会“发现”信息，因为太多时候，追随媒体或身边人的断定，要省力得多。

　　这场论坛的最后，香港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斟酌香港和内地的问题。显然，场上的讨论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而那些坐在台下的年青听众，只要他们愿意思考，必定也会从这些碰撞中领会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