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里，因樱花一炮走红的顾村公园再度涌现人流如织的气象，都市人亲近自然的热忱愈来愈高涨。但，也是最近，上海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园林专家邬志星却经常接到友人求助：“为什么踏青归来感到头晕目眩？”

　　他们不知，这是“花中毒”。“市民外出会情不自禁扑向自然的怀抱，却不知野外有许多有毒植物。例如，在郁金香丛中逗留2小时以上，可能会头昏，严重的还会脱发。”

　　在上海植物园工作了30年，邬志星人称“花博士”。在感慨现代人“爱植物、但不懂植物”怪状的同时，这位做了30年自然科普的“老园林”更忧心这一怪状的根源：校园“植物教育”渐行渐远。

　　游客竟与“毒花毒草”密切接触

　　“五一”前的周末，邬志星带着他自己调配的肥料和种子，走进徐汇区图书馆。作为上海景致园林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青少年科普促进会理事，出入社区、图书馆、学校做自然科普讲座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天，他的讲座标题是“家庭花卉养植”。刚一坐定，邬老发话：“上海人很爱好花，但是却不认识花、还不知道怎么养花！”原来，春天里市民外出踏青增长，结果却搞不清所看何物，是樱花、梅花，还是桃花？春雨一下，也有不少人，翻种新植，但不出几日，花给“种死了”。

　　比这更严重的是，踏青归来的友人还患上“花中毒”的缺点春游时，因误食、误闻、误碰有毒花卉、植物，引发头晕、腹泻、咽喉肿痛、口舌麻痹等不适。邬志星提示，有些植物不适合室内种植，摆放位置不对反而有害。比如茉莉花不要长时间放在卧室里，毒性易导致脱发。

　　相比之下，有较强迫氧才能的仙人球，能吸收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的吊兰，特殊善于吸收厨房油烟、煤气的冷水花等，比较适合医院、工厂、家庭等场合种植。

　　被挤到边沿的校园“植物教育”

　　作为老一代园艺学家，邬志星对校园里的“植物教育”现状忧心忡忡。“现在学校里往往是松柏一路排开，一点没有学校的特色！”

　　邬志星对校园植物有自己的懂得：让孩子从植物的花开花落中感受四季变更，了解神奇的生态链，以及景象对生物的影响；同时，“植物教育”还包括浓浓的人文情怀，让孩子懂得“三月春风似剪刀”、“红树蝉声满夕阳”等意境。

　　他告知记者，日本、韩国的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植物园”，设有“引种区”，专门引进一些濒临灭绝的种子，一来，让这些植物得以繁衍；二来，也是一种由性命引出的环保教育，让孩子理解如果不珍爱植物，植物会不断灭亡，性命也将难以延续。

　　“我们也曾有过相似的植物教育。只不过，得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彼时，邬志星是上海植物园的科普部主任，每当有学生来植物园春游，他就做起“科普导游”，带着孩子们辨认植物。那时，他的科普工作日程排得很紧，不仅要出入学校率领孩子摸索自然，还要组织少科站植物兴致小组的学生、学校里的科学常识老师深刻大山，考察植物。

　　过去几年，邬老退休，科普时间多了，但找他的人却少了。“现在，只有逢世界地球日、环境日，才会找我去做讲座，可45分钟一堂课能讲些什么？”

　　前些年，少科站和少年宫合并为青少年活动中心，邬志星发现，唱歌、跳舞艺术考级辅导班，英语、数学、作文培训班异常红火，而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活动难以开展。

　　“我清楚，家长、学校都要立竿见影的东西，植物教育短期内是出不了奖牌的，在学校里自然常识课程算是副课，更不要妄谈植物教育了。”邬志星说着直摇头。

　　竺可桢式自然科学人才难觅

　　近些年，个别学校开端看重“植物教育”，邀请邬志星前去设计一些校园植物园。在宜川新村幼儿园，邬志星率领科学常识老师，在校园里建了一个“达尔文生物摸索园”。孩子们可以冬天看腊梅、春天看桃花、夏天赏睡莲、秋天闻丹桂。这里有垂直的爬藤植物，还有小水池内的水生植物。邬志星说，这个摸索园不仅让孩子感悟“叶落老一年”的生态变更，在孩子心中还能播下摸索自然的兴致种子。

　　学生也爱好听邬志星说植物的故事。比如，茶几上的水果和鲜花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因为植物在成熟进程中会自然代谢出乙烯，这会加速水果成熟。为什么水果买回来要尽快吃掉？因为水果其实是“活的”！人们把水果放进塑料袋，第二天就会发现塑料袋里涌现了水汽那是水果在呼吸、在释放二氧化碳。所以如果水果久放未食，营养几乎为零。

　　但，大环境让孩子接触自然科学的机遇太少。现在尽管有不少学校开端请邬志星去指导校园植物教育，但邬老告知记者，他依然会接到不少科学常识老师的“紧迫求助”电话：“邬老师，植物铭牌掉下来了，我们不知哪个名字对哪种植物，还请您来看看！”

　　由于学校里“植物教育”缺位太久，科学常识老师也多为“植物盲”，没有才能率领孩子认识植物，以至于学校春游多沦为“吃零食大会”。

　　邬志星感慨，植物教育重回校园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自然科学后继乏人又让这个问题变得紧急。“现在，社会上经济很热，校园里学生一股脑地读经济、学金融，只怕未来都是金融人才，再难涌现竺可桢式的自然科学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