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干新闻   国家科技嘉奖过程

      据科技部相干部门不完整统计，当时的媒体就此发布的消息有2万多条。引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也使人们对国家科技嘉奖，甚至对国家科技嘉奖制度的议论和质疑之声不断。

　　国家为什么要设奖？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否科学？科技嘉奖是否助长了科技界的急躁之风？今春全国两会期间，2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减少科技嘉奖数量，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净化科研学术风尚》，这成为两会上科技界热烈讨议的话题之一，也使这一广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再度升温至今。

　　嘉奖制度利弊之争

　　国家究竟要不要设立国家科技奖？一直以来就有不同的声音，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也由来已久。

　　“科技嘉奖制度是和全部体制相干的，争辩了不止十几年。为什么争辩不下去了？因为这个问题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晰。”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性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新日前接收《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嘉奖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完整不适合现在的这种体制。”

　　王志新解释说，“计划经济下，也许它起些作用，在市场经济下，它只会越改越乱，没有方法改好。从计划经济角度讲，我们是全盘学习苏联的体制，它有一系列嘉奖，但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没有国家嘉奖，有也是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民间设奖的。从执政者的角度讲，国家设奖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民间设奖是从学术上嘉奖社会精英，设奖的目标显著不同。当时执政者是想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力层面上嘉奖一些人(比如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华罗庚等人)，这是国家设奖的目标，所以我说国家奖是从计划体制延续下来的，但那时计划体制不会涌现太多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比较简略，管理比较死，没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王志新以为，搞研究“真正的动力不在设奖，比如运用研究，它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它是靠市场、靠竞争，研究不会因为你设不设奖而做得好与不好，研究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可能通过设奖而勉励而得到进步的。比如搞基础研究，一是要有兴致，二是要造就人才。研究是水到渠成的事，要脚踏实地，不可能为了得诺贝尔奖而去搞研究。”王志新强调，“搞科研不能靠奖来调动积极性，但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国家奖恰恰就是这个目标。”

　　在王志新看来，在当下，撤消国家奖不会影响科研教学和生产，“撤消这个奖项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这个社会不会影响什么，而改却很难。”他以为，之所以对是否撤消国家嘉奖有争议，是因为“一部分人以为嘉奖已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而一部分人还想借此获得一些额外的东西”。他所指的这些“额外的东西”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包含诸如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得到相干部门的承认等等非物质层面的。他以为，这已违反了设奖的初衷。

　　针对王志新的意见，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以为，“(这个观点)有必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国家嘉奖的导向作用还是要有，不能一‘取’了之，况且国家嘉奖制度是依法树立的。”

　　据这位专家介绍，《共同纲领》第43条就曾明确规定，“尽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嘉奖科学的发现和创造，普及科学知识。”1954年我国正式把“嘉奖科学的发现和创造，普及科学知识”写入第一部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间，国务院陆续修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嘉奖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嘉奖条例》。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提高法》第八章“科学技术嘉奖”中明确规定：“国家树立科学技术嘉奖制度，对于在科学技术提高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公民、组织，给予嘉奖”，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科技嘉奖的法律位置，推进了国家科技嘉奖制度的法制化建设。

　　“我们要树立法制化国家，首先就要依法办事。另外，一项制度的树立总是有其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随着环境的变更，制度也须要不断健全和完美，或者被更科学的制度所代替。但现有条件下，完整撤消国家奖项似乎不太现实。”

　　曾担任过多届全军科技奖评审专家、现任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尹卓少将，在接收本刊采访时也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以为，“科技嘉奖有存在的必要，对科技嘉奖要作历史性的评价。”他强调说，“这一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提振科技人员的信念、科技位置的不断晋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任何机制都有从生到死的进程，科技嘉奖也是这样，不是说机制已经堕落，而是已经过了30年，现在已经开端到了死亡期了。现在我们提出树立创新型国家，30年前的科技评价、嘉奖机制已经在束缚我们树立创新型国家，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这就好比一个大人穿了一件孩提时的衣服。并不是说我们当初设计的这个机制是错误的，但现在我们须要一个新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嘉奖机制。所以嘉奖机制还要有，这是个导引性的，让全国人民不要忘却科技对生产力作出的贡献。”

　　尹卓以为，“嘉奖机制是评价体系中最突出的部分，实际上对科技工作起了一个指挥棒的作用，起了一个战略引导的作用。之所以现在被普遍关注，就是它的引导作用。”在他看来，“科技嘉奖这个评价体系过于量化和物化。全部科技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形成了‘癌变’。如果再不处置，我们下一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必定会被这个东西给抹杀，影响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所以，国家奖如何定位、嘉奖的目标是什么、奖什么、如何奖？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教授以为，“科技嘉奖作为鼓励创新的一个重要手腕，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了鼓励加油的作用。”

　　他以为，嘉奖应当促成获奖者精力升华，不要成为拜金主义者。一方面让被嘉奖者觉得物质的抚慰，另一方面则是鼓励获奖者继续创新，为社会做更多更重要的贡献。只有这样，才干产生“辐射效应”，勉励和带动更多的有志者战胜艰苦去搞创新。也只有这样，嘉奖工作的价值才干得到社会的认可。“愿望国家科技嘉奖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握正确的嘉奖方向，并能影响其他各种各样的嘉奖回归到鼓励精力升华，鼓励发明性上来，在社会风尚方面起到建立正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