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南开大学以理论物理前沿讨论的方法庆贺该校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25周年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89华诞。包含30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中图社发 陈晨

　　6月18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及夫人翁帆在南开大学为其举办的89周岁生日宴会上。当日，30位院士在南开出席了“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杨振宁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冷原子范畴的最新研究工作。

　　在有人猜测他已不做研究的时候，6月18日，89岁的物理学巨匠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向同行报告了他在冷原子范畴的最新研究进展。他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项理论的不完备之处。

　　除了答复提问时须用助听器，这位老人留给听众的印象是思维之迅速、表达之清楚不亚于青年，虽然他上一年还大病一场，进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杨振宁说，自己40多年前的研究涉及了冷原子范畴，但当时缺少实验技术证实，后来因故中断。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验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自己多年前的一些工作得到了证实，于是又回到了这个范畴。目前，冷原子是物理学的热点范畴之一。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冷原子方面的新论文，令同行惊讶于他的学术活气。此后至今，他已陆续发表了将近10篇论文，放在年青学者中也属“高产”。

　　2011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出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开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出色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范畴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殊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开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巨匠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开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整没有思想筹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谢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领一席之地，造就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毕生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造诣，“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答复“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量刨个坑。必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干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重视，日后逐渐成了该范畴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以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愿望扩展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展，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尚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现感激”。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俭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部署极为紧凑，葛墨林提示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到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青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忧他站久了腿会颤抖，懊悔未能准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迷惑。人们本来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分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自动讯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青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烦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性格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敬人的忠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争辩。

　　比杨振宁年青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叹，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认为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以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酷爱、热情是没有人可以懂得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看法。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意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贴中外有别，国人补贴5元，外宾补贴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贴雷同。

他因有约在先曾拒绝领导人宴请

　　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以为，近年来，一些人对杨振宁有非议，网上有种声音，对杨先生的贡献讲得很少，有些甚至是污蔑。

　　针对杨振宁的污名包含，有人批驳他晚年回到中国，拿了高额报酬，故意说些好话去取悦政府。例如，他赞扬中国基础教育造就的学生比美国更扎实，批驳的声音扑面而来。

　　朱邦芬说，杨先生接收东西方文化熏陶，他确切是由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谄谀政府。

　　批驳者未必知道，杨振宁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面向周恩来总理直陈“中国政府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

　　“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人，拐个弯让你琢磨领会。这是学术巨匠直爽的性情。”葛墨林说。

　　葛墨林定期向杨振宁报告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有次，两人在北京约谈。恰有某副部级领导去请杨振宁，有位国家领导人邀他赴宴。在场的葛墨林认为，自己要谈的事情没那么紧要，杨振宁应先见领导，谁知杨振宁却拒绝了来自中南海的邀请，原因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忆及此事，葛墨林说，杨先生仅因有约在先就拒绝了领导，又怎会曲意迎合？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说，在他最须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拜访学者。那年石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夺了额外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面酷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青人。这都是我们的模范，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觉得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建的。在杨振宁将精神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想，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端，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捐献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斟酌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斟酌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盘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含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赞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拜访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意“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密切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破裂，一直为人关注。与两位巨匠均有来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意，双方把所有材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

　　1990年，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一个学术会议，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拜访，遂向杨振宁表现要早回国几日筹办，杨先生建议他至少要提前10天，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联合造就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看法，满认为他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白地说：这些人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的。

　　在非学术范畴，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巨匠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的翁帆结婚。

　　2011年，他们惊世骇俗的婚姻进入第7个年头。葛墨林说，本来“说话苛刻”的一些同行，现在也对翁帆评价很高。而他以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料绝对分不开。“翁帆绝对是有功绩的。”

　　杨振宁再婚之前，葛墨林有次去清华探望，发现他穿着睡衣，神色腊黄，发烧39.3摄氏度。虽然杨先生告知他，身体如有问题会打电话求助，但葛墨林还是担忧，万一有危险而电话不在手边怎么办？

　　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昏迷状况，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监护室。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照顾有目共睹。

　　近些年里，杨振宁已多次入院。葛墨林说，翁帆对杨先生照料很细，杨先生冬天出门前，翁帆必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找一块石头，扫得很清洁。

　　据朱邦芬泄漏，杨振宁、翁帆夫妇的共同话题很多。参观美术展后，他们会分离找出最爱好的作品，再看与对方是否一致。这是二人之间的小游戏。

　　杨振宁并非不知一些人对于他这段婚姻的意见。他甚至曾与翁帆联名撰文，回应一位香港女作家的批驳。在写给翁帆的诗里，他称她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这一次，在南开大学，涌现在人们面前的杨振宁夫妇手挽着手。这是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常见的情景。在校方为他举行的生日晚宴上，他表现，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精力上仍然保持年青，也许这是自己对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订婚之初，他就对朋友这样讲过。

　　令葛墨林觉得遗憾的是，外界跟杨先生没有接触的人，总是用世俗的眼力去看他，猜测他。而杨先生依然故我。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的事物持赞同态度，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时的不足。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解。杨振宁却执意全体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过程。

　　作者：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