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迎来汽车时期，社会上飙车、酒驾酿成的惨剧此起彼伏，人们对违法驾驶几乎到了“怨声载道”的田地。由此看来，道交法加大处分的修法宗旨，有着深入的民意基础。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与原法相比，草案显著加重了对酒驾、醉驾、捏造变造牌照等违法行为的处分力度。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直接动因是与即将于5月1日实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相连接。在壮大民意影响下，刑法已将醉驾行为入罪，为此，道交法原有对醉驾设定的行政拘留处分便需作出修改，草案因之改为“吊销灵活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灵活车驾驶证，并依法追究刑事义务”，从而体现出立法之间的调和配套。

　　与刑法的连接还体现在对违法驾驶行为的处分升格上，因为从国家处分体系看，对违法行为的处置须要形成一个层次连接紧密、中间没有缺漏的完全链条。当刑法介入违法驾驶的处分后，原有的行政处分便显得相对较轻。因此，为了弥合行政处分与刑罚之间过大的落差，此次道交法修正案草案广泛加大了行政处分力度。

　　不难看出，从刑法修正到道交法修改，立法者期望通过扩展国家处分权来实现对交通秩序的治理。从网络舆情看，这样的立法旨意显然逢迎了网民的诉求，不少网民甚至愿望立法之剑能够擎得更高、磨得更锐利，这凸显出部分民意对“重典治乱”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当我们迎来汽车时期，社会上飙车、酒驾酿成的惨剧此起彼伏，人们对违法驾驶几乎到了“怨声载道”的田地。由此看来，道交法加大处分的修法宗旨，有着深入的民意基础。

　　但是从法治理性剖析，对于立法晋升公权特殊是处分权的做法，我们须要保持足够的小心和郑重。作为一种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再配置，道交法如此大面积扩大行政处分权，虽是出于“治乱”的现实须要，但在全部行政系统尚未确立必要的自制伦理的情形下，也容易带来公权膨胀的危险。出于这样的谨严，即便是正当性的扩权修法，也须要纳入民意商议的程序平台。

　　例如，对于何谓酒驾、醉驾，刑法修正案并未明确，此次道交法修正案草案也未涉及。依照以往的通例，这样的具体尺度可能仍旧留给公安机关自行界定。问题是，法律尺度的背后，实际上连累着行政处分权和国家刑罚权的介入标准，进而直接影响公民权利的克减乃至被剥夺。同时，生活中涌现吃豆腐乳、喝醪糟、服藿香正气水等也会检测出酒驾的情形，也向现行检测尺度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如何合理肯定酒驾和醉驾尺度，显然不能由主管部门单方说了算，而必需纳入民主修法的统一部署当中。

　　更重要的是，当整部法律的修改确立了行政扩权的思路，必定会减损一部分公民的权利，如此对于不利者的看法，哪怕是少数派，亦需给予充足的尊敬，如此才干使修法程序更加正当，权力配置更加正义。傅达林